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党执政战略的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党执政具有双重影响：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优化执政环境,改善执政形象,推进决策民主化;但同时也增加了党整合社会关系的难度,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党应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将多样化民间组织的价值追求纳入党现行的政治体系之内;同时建立、健全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机制,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实践与经验

客观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中所进行的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并指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研究

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河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计算和对比分析,发现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仍处于第一次农业现代化阶段,同时又面临着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挑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破解农业资源短缺、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业资金匮乏等制约因素,通过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科技进步,做好农业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效对接等关键工作,使河南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

根据招商银行2003年在《股份制商业银行评级体系研究》中所采用的分析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方法,对我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9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这9个方面的核心竞争力的强弱程度并不均衡。采用相应的权重指标将9个核心指标进行汇总,分析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竞争力,表明招商银行是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实力。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博弈路径探源

社会主义沿着＂去市场＂——＂反市场＂——＂近市场＂的发展路径,衍生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空想社会主义内蕴了＂去市场＂的理论萌芽,马克思主义明晰了＂去市场＂理论的内涵,即社会主义＂废市场＂需要一定条件,某些条件尚需保留＂市场＂等观点。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去市场＂理论,选择了＂反市场＂的实践模式。以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探索率先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完善了＂近市场＂理论。＂近市场＂与＂去市场＂的实践博弈造就了＂市场＂主导的兼容模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抉择,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渊源。